孙继鲁(1498—1547)，字道甫，号松山，云南都指挥使司云南右卫(今云南省昆明市)人，祖籍浙江钱塘(今杭州)，出生于沾益炎方松韶关村。明嘉靖二年(1523)中进士，授澧州知州之职，后因事改任国子监，官至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西，谥清愍。孙继鲁耿直忠厚，所到之处凭借清廉节义闻名。因其为官公正廉洁，人称“孙青天”，与宋代“包青天”、明代嘉靖末年“海青天”(海瑞)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“三青天”。因出生于珠江源头、松涛阵阵的方松韶关村，常以“松之高洁松之傲骨”自警自律，好诗文，著有《松山文集》《破碗集》《习社祠堂记》等。

来时“不取分毫” 去时“两袖清风”

孙继鲁少聪颖，勤读诗书，可过目不忘。正德十四年(1519)，21岁的孙继鲁中举人，25岁中进士。承袭祖辈廉洁之风、忠谏之训，一生刚正不阿，清白为官，爱民如子。

在其到淮安任职时，原知府银库中有万余两白银，按照惯例，对于这些留存的“小金库”里的银两，知府等地方官员都可以私自取用。但孙继鲁分文不取，“严肃法纪、整顿吏治”严禁其他官员私自取用，并将这些银子造册分发救济百姓。后来，在村民为纪念孙继鲁而雕刻的功德碑中可见“数万人把香而来”，大意是几万人拿着香来祠堂敬奉这位父母官。

孙继鲁秉公执法，严肃整治一些不守法纪的皇室宗亲。二十二年，进分守冀南道，执法不阿，宗藩畏之。在其升任山西冀南做参政之时，当地民众恋恋不舍，拉住其所驾马的缰绳不忍放手。被其整治的王室宗藩乘机报复，有百余名皇室宗亲子弟将其团团围住，仔细搜查所带“财物”，“暨迁按察使，宗藩百余人拥马发其装”，岂料“敞衣外无长物”，除了随身携带的几件破衣服外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，正是其“两袖清风”不裹挟私财的真实写照。

宗室藩王佩服地说，“我高皇族(明太祖)登位迄今一百七十余年，罕见此官”，他们深感愧疚，“乃载酒谢过。”连忙取来酒食，向孙继鲁赔罪：“想不到你是这样清廉的人，我们误解你了。”

一生刚正不阿 为民忠言直谏

明朝嘉靖二十一年(1542)，孙继鲁迁任陕西右布政使。后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代杨守谦巡抚山西。孙继鲁到山西的第二年，值总督都御史翁万达来山西“察失立防”。翁万达“察失立防”中标新立异，提出“撤雁门、宁武、偏头三关守军，并力守大同关”的主张。孙继鲁曾在山西任职多年，深悉地情，对翁氏这种“虚内实外”的一孔之见进行抵制并提出正确主张。

翁不但不反思，反而怀恨在心，于是上疏朝廷，诬陷孙继鲁“诋毁防秋，阻挠边事”。

孙继鲁据理力争为民请命，向嘉靖帝上书言：“紫荆、居庸、山海诸关东枕渤海，雁门、宁武、偏头诸关，西据黄河，此天设重险以卫国家。今翁万达欲撤雁门诸关以守大同，无异于撤居庸诸关以拱护京师。近年来寇不敢犯山西，因三关严备之故。若使三关将士远离城堡，戍一孤关，全师在外，强寇内侵造成孤掌之势，恐紫荆、居庸诸关不将徒守哉?”

万达闻之不悦，上疏言：“继鲁以危言相恐，复遗臣书。”

嘉靖帝由于怒孙继鲁有“忤逆犯上”行为，而偏倚翁万达之言。“引往事，遂逮诏下狱”，即下旨按翁万达的主张办，定孙继鲁有阻挠边事之罪。翁万达将孙继鲁以“诋毁防秋，阻挠边事”的罪名下狱。

孙继鲁下狱后与御史杨爵同狱，二人意气相投，每日相对作诗，其中孙继鲁写下一首七言绝句：“忧国忧民虑自深，谏章一上泪沾襟。男儿至死心无愧，留取芳名照古今。”因狱中没有纸笔，写的诗都是用破碗刻于墙壁上，后人将其诗收集成册，取名《破碗集》。

其后，翁万达下令撤三关兵力并守大同，孙继鲁得知后，满腹愤懑，食欲大减，杨爵曾题诗规劝他好好进食，保重身体。孙继鲁终因忧郁成疾，在4个月后颈疽发而死。据《滇系》记载：“继鲁死日，民众聚千百哭于京师街巷，长安为之罢市。”

孙继鲁为巡抚仅四月，山西人习其前政，冀有所设施，遽以非罪死，咸为痛惜。“宗藩有上书讼其冤”，宗藩为孙继鲁的屈死向穆宗上书诉其冤，并揭露了翁万达挟私报复、残害忠良的罪行，请其为孙继鲁平反昭雪。

穆宗赞继鲁忠勇可嘉“刻意操持，有皎然不污之节;矢心树立，有毅然不屈之贞”，追赠为兵部左侍郎，谥为清愍公，并赐以厚葬。孙继鲁为官以民生为本，爱民如子，不曲意迎合，在其“善政善治”之下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卫辉百姓自发对他“祠之，碑之”，以表感激之情。

民国13年(1924)，为缅怀先贤，沾益县官绅士庶于劝学所(今西平小学)立碑纪念。昆明名士陈荣昌为碑碣题字：“明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清愍公之故里。”（何学彦）